因为这平等，在墨家的论证，是天帝赋予的。
墨家说自己掌握着天志，由天志的自然状态推论出了平等，那么对于世界的解释权必须要握在手。
平等之外的同义，按照墨的说法，那就是“君，臣民之通约也”，这个君是实在的人、但却是虚化的君权。
墨的《尚同》篇，属于标准的启蒙哲学基础，按照更后世的说法叫“历史唯心主义”。
即：上古状态，人们处在一种没有固定道德的状态下，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混乱不堪。
天帝即为自然，存在即为合理，而人的存在证明了人的“生存”、“繁衍”、“富足”、“财产”这些，都是天的意志。
因为上古不同义，所以每个人为了生存会导致“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蠹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的自然混乱状态。
而这种状态，却又有悖于人的“生存”、“繁衍”、“安全”等天帝赋予人的权利。
最终，人们选择了多数人都能得利的“义”，以此制定了法度和律令，选出了天，又选出了从人民选出了代表作为“三公”、“大夫”、“乡长”、“里正”等。
又“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形成一种“民主而集”的制度。
因为“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这是民主。
而“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又是集。
如何操作，在适出现之后给出了一条后世的办法，解决了操作性的问题，也划清了“众议”和“上议”之间的一些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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