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至今为止的一切政策和评论，又都紧扣“天下”与“利天下”这两个问题，并无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过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过印刷术和辩论，牢牢地保持着“义”与“利天下”的解释权，甚至于对于“英雄”这样的词汇，都让市井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义。
于义与利天下，天下诸如今莫能与墨家争。
于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天下制度莫能与泗上相较。
于广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世卿贵族是蠹虫，尽可能地团结了商人、手工业、农奴的利益支持，并且提出了一个没有世卿贵族的乐土构想。
于化制度，墨家终究是原学派，与儒家争得是“服丧三年”还是“服丧三日”；争的是“视死如生”还是“节葬节用”；争的是“黄钟大吕”还是“下里巴人之乐”。归其根本，那是内部的化之争，不是夷狄与原之争。
这种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宣传鼓动、持续了二十年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在吴起身上就可见一斑。
若二十年前，吴起不会对自己的抱负产生任何的怀疑。
不做卿相，誓不回乡。这若在二十年前，确实是说出来可以招致无数人耻笑以为做梦的抱负。
可现在，吴起却觉得这抱负……如同深闺怨妇：旧制度之下，世卿执政，士人难为卿相，于是心生不满，可不满最终所作的决定，却是要在这不合理之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比之墨家所构想的鼎新天下，终究落了下乘。
现在，即便英豪如吴起，受到墨家这些学说的宣传和影响，也开始不可避免地思索自己抱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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