庵在城南的山坡上，掩在几棵老樟树底下。庵堂不大，却拾掇得干净，佛前的香火淡淡的，缭绕着一股檀香。老师太正在佛堂里打坐。我跪在蒲团上，把来意细细说了一遍——想请庵里的绣女帮忙缝制一批香囊，放在林家的绸缎庄里卖，所得银钱分一半给庵里添香油。她听完，没急着应，只接过那张纸，看了很久——久到我心里直打鼓。
半晌，她抬起头，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始料未及的话："这字，是老身的故人所写。"
"是家母。"我说，"家母说，此方得自师太亲手所传。"
老师太点了点头，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又慈祥，又通透，像能看穿人心："你母亲当年，也是个有主意的人。"她顿了顿，"香囊的事，庵里应了。绣女的手艺，是跟着老身学了半辈子的，你只管放心。"
第二天，两个手巧的年轻绣女便下了山。绸缎庄后院那间空屋收拾出来，摆上针线、绣架和布料，就成了小小的绣坊。两个绣女手艺确实好，绣的缠枝莲活灵活现，我看了都舍不得卖。可我也知道，好看归好看，卖的是香料——香味，才是这一单生意的魂。翠屏负责裁布，李妈帮忙填香料，我亲自盯着配比和品相——薄荷的凉、藿香的辛、佩兰的幽，各该放多少，我心里有杆秤，保证每一批香囊的色泽和气味，都一模一样。
七天之后，第一批香囊摆上了绸缎庄的柜台。
那些香囊绣着缠枝莲、并蒂花，针脚细密，缎面上绣着小小的"林"字。薄荷的凉、藿香的辛、佩兰的幽，混在一起，从门口过路的人，都能闻到一股清冽的草木气。
头三天，一个问价的都没有。我坐在柜台后头，看着门外的行人来来往往，心里像揣着一只兔子。我白天守着柜台，夜里也不歇着，跟着绣女学针法，学着分辨香料的好坏。李妈说，小姐这是魔怔了。翠屏却偷偷跟我咬耳朵："小姐从前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如今这精神头，比从前强了十倍不止。"我笑了笑，没说话——我只是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一件自己攥在手心里的事。
第四天，一个路过的太太停下脚步，探进头来问："什么味儿？怪好闻的。"
第五天，那位太太带走了三只，说是要送给亲戚。第六天，一个绸缎商人进了门，把香囊拿起来，凑到鼻尖闻了又闻，当场订了五十只，说要带去上海试试行情。
我站在柜台后，看着那五十只香囊被包好，交到那人手里，忽然觉得，眼眶有点发酸。
账上的银钱，离还债还差得远。但至少，柴米油盐，不用翠屏再拿私房钱垫了。
夜里，我坐在灯下，把当票和账本并排摆在桌上，一笔一笔地算：绸缎庄活了，香囊的销路在慢慢打开，绣女的工钱按分成付，不占本钱。香料和布头的进价、香囊的卖价、分给庵里的那半成香油钱——每一笔，我都记在纸上，也记在心里。我算了算，照这个势头，再过个把月，也许就能凑出个零头来。两千块大洋，像一座山压在头顶，可我如今，已经不怕爬山了。
算到最后，我放下笔，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窗外，月光正好。我摸了摸怀里那只旧香囊——母亲的香囊，如今它空着，可我知道，它装过的那个念想，正一点一点地，在绸缎庄的柜台上，重新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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