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这十年，」他盯着那碗面，像在问面，「你过得好不好？」
蜡烛啵地爆了一个小小的烛花。
我可以照平常那样回他——「关你什麽事」，或者「好得很，没有你在隔壁吵，睡眠品质都变好了」。话到嘴边，可是外面在刮台风，屋里点着蜡烛，这个人的头发还在滴水，是冒着十二级阵风翻墙过来看我家配电箱的。
「不好也不坏。」我听见自己说，「前面几年不好。爸妈走的时候，最不好。」
我很少跟人说这些。爸妈走後的那几年，是我把自己锁得最紧的一段日子。我学会了用忙碌把时间填满，用毒舌把靠近的人推开，用「我很好」三个字，挡住所有的关心。可是那天晚上，在停电的烛光里，对着这个从小吵到大的人，那些锁了很久的话，竟一句一句，自己滑了出来。
也许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用我解释，就能听懂的人。
他握着筷子的手紧了一下。
「那时候你在英国。」我说，「爷爷说江家有寄奠仪回来。」
「嗯。」
「爷爷还说，有一个署名写错的白包，」我看着他，「写宋知夏收。白包哪有写给活人的，邮局差点退回去。里面没有钱，只有一张纸，纸上抄了一段我看不懂的原文诗。」
这件事，我藏在心里很多年了。那个白包，寄来的时候，全家都觉得奇怪——哪有白包写给活人的？可是我一看那字迹，横平竖直，慢吞吞的，心里就「咯噔」一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认得那个字。我把那张抄着原文诗的纸，收进了cH0U屉最里面，收了很多年，一个字都看不懂，却舍不得丢。
烛光里，那个人的耳朵尖，又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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