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把已经戴在头上的厨师帽子又正了正，帽子尽量竖直，往高处发展。掸了掸前胸系着的围裙。
清了清嗓子，重新拿过擀面杖，一手捏着面团飞快地转，一手快速滚动擀面杖，没几下，一个圆圆的，中间厚实一点，边上薄薄的饺子面皮就成型了，我往面板旁边一丢，甩出了漂亮弧线，平整地落在面板一角，引起了大家伙的掌声，纷纷竖大拇指，赞叹不已。
通过跟食阁老板合作开这个摊档，我也了解到了新加坡人的朴实无华和勤劳肯干。当然这有着地域性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来自他们祖辈身上传承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美德。
像我这个水饺摊档，跟其它的摊档都一样，都是一个人经营，从进货，到烹制，从售卖收款到收拾餐桌和食档的卫生。都是一个人，真的很辛苦，也体现了新加坡的效率。
在新加坡的日子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深入接触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亲身体验了不同的生活环境。在学习的同时，我也在积极地寻找商机。
我的管理学讲师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看起来文质彬彬，也戴着金丝框眼镜，尽管新加坡很热，但他每天都是长袖白衬衣，深色西装裤，擦得锃亮的皮鞋，手上提着黑色的公事包。
管理学是比较注重实际管理经验的，这一点，是我比大多数同学强的地方，我有着很多工作经验，也有不少管理方面的实际经验，在课堂上可以跟管理学的老师互动起来，沟通交流比较畅快，这也使得管理学的陈讲师对我有了很不错的好感。
陈讲师在课下也喜欢跟我交流，他也去过中国，不过只是在南方的几个大城市，如广州、深圳、厦门、福州，连上海都没去过，不过这也足以让他比其他没去过中国的新加坡人更加了解他祖辈的祖国。
陈讲师带我去过他经常锻炼的健身会所，尽管他看起来不像什么健身达人，也去过他们的校友开的餐厅，陈讲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的。在新加坡就是北大在中国一样的存在，甚至更加厉害。
记得陈讲师在课堂上谈起过胶卷相机和数码相机的未来，彼时，数码相机刚刚面世不久，远远未到占领市场的地步，胶卷相机在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都还是牢牢控制着摄影器材市场。
同学们都感到没有胶卷的照相机是不可思议的，但我感觉到尽管现在数码相机还是小众把玩，非主流，但到将来的某一天，肯定会大幅度的占领摄影器材市场。在这一点上，陈讲师是比较同意我的看法的，也得到了他的肯定和称赞。
果不其然，很快，原来还想有可能是二分天下，但我也没想到时代的变革如此无情，如此悄无声息，不到十年的时间，数码相机就已经把胶卷相机完全淘汰了，不留一分余地。
不光日本著名富士胶卷，还有美国的柯达，就连当年中国比较著名的胶卷厂家，物美价廉的乐凯胶卷也消失了，都早已转型，已经转向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数码影像材料、数字印刷材料科研、生产基地了。成为中国平板显示器用中高档光学薄膜和薄膜深加工产品的大型研发、生产基地，以及中国特种感光材料、特种薄膜研发和生产制造基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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