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也是要种地的，大批小地主都会亲自耕种，他们可以算是勤劳致富的代表。
但大地主已经脱离了劳动，全靠佃农耕作收租获利。
此时的佃农不比隋唐以前的徒附，人身相对自由，和地主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
官府的佃租更少，佃农又不是傻子，当然会做出合理的选择。
没人佃种自家土地，小地主受到的影响很少，大地主却不行，只能跟着减少地租，以保证继续经营。
这就是同舟社必须掌握大量公产的原因之一，手中没有大量官田，靠行政命令强迫地主降租，难度大、效果差，还容易反弹。
同舟社拥有官田的田底，调整“自己的”地租天经地义，任何人都无话可说。
而地主跟着调整地租后，其收益就会相应减少，再遇到突发的自然灾害，破产的几率便会大增。
另一方面，在同舟社的治下，隐田偷税的难度骤增，其中的风险也更是承受不起。
种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地主兼并土地的热情就会急剧下降。
以此，便可逐步实现土地资源的逆流动。
徐泽并没有想把事情做绝，此项政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打击土地兼并的主力——大地主。
但对代表此时先进生产力的小地主则轻轻放过，对自耕农更是没什么影响，再配合其他优惠政策，必然能鼓励小地主和自耕农勤劳致富。
即便是近千年后的新华夏改革开放初期，家庭式劳作仍是农耕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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