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术嘛，不适当夸大，如何能增加讲话的效果，达到想要达到目的？
大宋其实有机会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熙丰变法，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甚至，还因此开启了党争，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推入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
庆历新政为何要把澄清吏治摆在首位？
确实有很多利国立民的善法的熙丰变法，又为何会以失败收场？
问题都出在人——吏治上！
不解决官吏队伍的“思想”问题，再多的伟大设想都只能成为空谈。
这些“思想”问题，又有其宿主各自背后的利益所引导。
大宋众多官员一方面享受着远超历朝的高福利，一方面还占着广阔的田地，经营着大量的商铺，如何可能为了赵氏牺牲自己的利益？
不排除有一些官员，会为了国家的富强，而牺牲自己的“合法利益”。
但这些可以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永远都是极少数。
至少，徐泽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
即便必须要为理想而献身，那也必须是他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某人强加给他的理想。
人性就是如此，每个时代都有其鲜明的特点，是不可复制，也不能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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