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依旧没有背叛阶级，但是把他同阶级消灭差不多的朱元璋，对于蓄奴问题，开始进一步的收束，除了勋戚之家，官吏、庶民、豪门、巨贾，任何蓄奴行为，都是杖一百，即放从良。
将奴隶脱籍政策的不完整性、残缺性、有条件和不彻底性，进一步缩小。
这种大范围的奴隶脱籍的行动，在洪武十七年，洪武二十五年又进行了两次，将合法蓄奴的范围缩小到了勋戚和朝堂大员之间。
公侯之家蓄奴不得超过二十人，一品大员，十二人。二品大员十人，三品大员不过八人。除此之外，皆不可蓄奴。
孙传庭此时的官职，顺天府丞，是不可蓄奴的。
毕自严这样的户部尚书，仅仅可以蓄奴十人，抬轿夫就占了四个名额。
八抬大轿，就是三品大员才可能养得起的专属礼仪。
各地知府也就是个正四品，是不可以蓄奴的，各布政司的主事都是从三品，只有巡抚是正二品官职。
什么时候这一套蓄奴之事蔚然成风，耿如杞在山西办十大豪商之家，每家蓄奴少说上千人之多？
其实大明的官吏、缙绅、庶民、豪门、商贾获得合法蓄奴的时间，并不长。
在嘉靖年间，刑部尚书雷梦麟就曾经上书，打击福建地区的火者和扬州瘦马，这一点上，修仙皇帝倒是罕见的闻讯奏对，连续三日廷议，最终决定让雷梦麟亲自前往福建督查此事。
火者，福建地方豪强乞觅他人子弟，仿效宫中行事，阉割良家子迫使其为奴为仆。
扬州瘦马，则是四处购买小丫头片子，打小进行培养，他们可不是青楼里的风尘女子，而是专门用来进行权色交易的筹码，每一名瘦马，最低价也超过了一千五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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